黄益平: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_改革开放_中国改

2016-11-26 02:33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除教养和科研之外,还踊跃加入国内的政策探讨,并利用身处北大的优势积极构建独立智库。

  林毅夫教授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易纲传授担任中国国民银行副行长、周其仁和宋国青、黄益平教学先后担当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发院富强的智库功能。

  在从前的二十多年里,CCER/国发院的先生们介入了简直每一次的改革讨论,在国企改革、电信改革、股市治理、新城市建设、土地轨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诸多领域做出了显明的贡献,一些政策倡议更是直接被政府所采用。

  国发院的智库建设既是科学研究的自然延伸,也是国发院全体老师践行经世济民理念的体现。迄今,CCER/国发院已经被公认为世界知名的智库之一。

  全国高下正在掀起一股智库建设的热潮。2013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点新型智库”的责任。2014年10月,中央全面深刻改革领导小组审议了《对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见解》,这些对于智库工作都是极大的推动。智库的中央工作是研究公共政策问题并提出政策主张,当前改革所面对的问题变得日益庞杂,智库可以提供专业、公正的分析,资助提高决策的品德,信赖这也是中心推进智库建设的初衷。

  不外现在“举国建智库”,就应该把质量问题放在首位。中国已经是全球智库大国,但很多机构并不是真的智库。从国内外教训看,成功的智库大都领有独立性、专业性和有效性等特点。独立性表示政策主张不受资助者、利益集团的影响,保持公平的立场。专业性要求政策提议既有谨严的学术基础、又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有效性则是指研究人员可能真正影响政府的决策。为了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应该考虑在决策程序、税收政策和智库体系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智库需要逐步树立一些必要的行业标准与准则。

  对美国智库的初步观感

  最近我随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考察小组拜访了华府很多家智库,并就智库建设问题做了一些深入的交流与思考。智库问题专家安德鲁?里奇认为,美国的智库产业寰球最发达,可以从供求两个方面来阐明。美国的政党组织十分蓬松,政府和政党都不从事政策研究的才干,对智库有需要。咱们曾经问白宫保险顾问委员会与智库(Think Tank)的差别,总统特别助理罗伊?麦克法夸尔半开玩笑地说:“我不思考(think)”。与此同时,美国的税收体系勉励公众与机构捐款,智库比拟容易获得财务支持。比如传统基金会每年近九千万美元的经费是由大略六十万美国个人直接捐助的。

  美国的智库基本上都是民间的,有的是综合性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更多的是专业性智库,如卡内基和平研究所和策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大多数主流智库都保持“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的定位,不过独立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初的实际情况也比较复杂。有一些智库从创建到政策主张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政党偏向,如保守主义色彩浓重的传统基金会和存在自由主义倾向的美国进步中心,前者与共和党周密结合,后者则是民主党的重要阵地。即便是其它智库,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和理念也会影响智库发展的方向。

  智库的资金来自政府、个人与机构的捐款或者委托研究,大部门资助只是判断大的研究方向,比如约翰?桑顿资助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了桑顿中国研究中央。准则上,直接资助特定研究项目标出资人也不能影响研究论断。但一些完全依靠美国政府和军方合同的智库,其立场是否真的完整独立,可以存疑。另外智库专家里奇认为企业与基金会资助对研究独立性的含意不一样。他把政府的职能简单地分为制订规则与再调配两类,企业资助的项目关心的是前者,如电信、能源工业的规矩制定,而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则更关注后者,比如医疗和社保体系的改革。

  智库管理的一个艰苦是工作评估。智库研究人员个别有三个方面的活动:撰写政策研究报告、参加公然的政策探讨和与决策者沟通。前两项工作是看得到并可以统计的,最后一项是智库工作的关键,但很难观察到,更难量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项目已经连续八年宣布寰球智库排名,但这个排名在业内的认可度并不高,因为它量化的并不是智库的核心工作。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克?拉迪告诉我们,他们所在健康医疗方面并无专业研究能力,却被排在全球第六位。当初大多数主流智库都采取相对灵活的综合评估方法。

  成为精良智库的主要条件

  固然很难准确地量化,大众对智库质量的评估还是相对一致的。好比,一般都认为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均为美国顶尖智库。看来一个智库的质量或影响力好像是可以被“感想”到的。优秀智库在关注范畴、资金起源和与政府联系的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很大,但它们的工作通常都具备独立性、专业性和有效性等特色。而支撑这些结果的,重要是两大重要前提,一是密切的政府关系,二是优良的研究品质。

  智库须要与政府坚持亲密的接洽才有可能影响政府的决策,所以,有的专家以为,“关联就是所有”。假如智库专家不能进入政府的会议室、见不到决策者,其影响力断定会打折扣。兴许正是由于这个起因,绝大多数胜利的智库都在华盛顿,智库聘任政府或国际组织离任官员的气象也很普遍,布鲁金斯学会就是一个有名的“旋转门”。海内的情形也一样,国务院发展研讨核心跟中国社会迷信院本身就在政府系统之内,中国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北京大学国度发展研究院等机构的学者与决议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也非常畅通。

  当然,政府关系仅仅只是一块敲门砖,智库的影响力最终还得取决于政策研究的质量。传统基金会首创总裁埃德温?福尔纳最为自豪的是,一些专家诚然立场不同,仍然会认真阅读基金会高质量的剖析。智库研究讲演既请求学术谨慎性,也需要政策可操作性。因此,学术素养和政策教训二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为例,一方面,所有的学者都经过严格的古代经济学的训练。另一方面,部分著名传授如林毅夫、周其仁和宋国青等,自改造初期以来岂但始终密切关注实际经济发展,潮阳区打造四大特色片区建设新西翼_汕头新闻_南方网,而且还都曾经近距离地为决策层提供政策征询。

  那么为什么有的智库做得好而另一些却做得畸形呢?我们发明国内外成功的智库通常都有一个杰出的开创人或者引导者。比方,佛雷德?伯格斯坦和埃德温?福尔纳辨别于1982年和1977年创办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他们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各自的机构打造成存在极大影响力的智库。佛雷德?肯佩在2006年接任大西洋委员会总裁之后,很快将员工人数从6个扩大到100多个。同样,从2008年开始担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创始秘书长的王海明,在这个论坛迅速回升为国内顶尖的金融政策智库的过程中,施展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有了优秀的智库领导者,其它条件就相对比较轻易满足。智库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筹资,财务独立性可以让智库有充足的资金聘请优秀的研究人员,并且可以保证研究独立性。智库有不影响力,取决于研究人员的声誉、经验和能力,所以也有专家相信“人才就是所有”。除了学术能力与政策经验,优秀的智库研究人员还应该是一个沟通的高手。我们在访问华府那些成功的智库的时候,发现那些来自学界、政界或者商界的研究人员都很资深,碰到的少数年轻人个别都是研究助理。这一点在国内不太一样,不少新的智库招的都是年青学者。

  智库建设需要防范的

  多少个倾向

  我们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不能照搬美国或者其它国家的经验。但智库的目的是一致的,即辅助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现在“一窝蜂”地“举国建智库”,我们应该特别防备一些错误的意识和倾向。

  第一,智库不是决策者幕僚。智库不是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如果把智库研究人员放到决策者幕僚的位置,就很难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尤其是当他们的政策主张与现行政策不一致的时候。所以,应该多发展一些民间、半民间的智库,官方的智库也应该相对独立于党政系统,特殊是那些具体的政府部门。官方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余永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央的刘世锦等,都独立地提出了良多有价值的政策主张。

  第二,智库不是单纯的意见领袖。国内有一批影响力巨大的意见首领,多以批评政府为主,有的甚至耻于对策研究。看法首脑是古代社会主要的组成成分,但智库工作强调建设性,可以批驳政策,重点仍是要放在如何改进上。咱们最近在华府发现多少家主流智库一致质疑奥巴马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策略的负面态度,但他们批评的目的是渴望政府采用更为踊跃、配合的破场。

  第三,智库不是媒体。智库影响决策可能有不同的渠道,包括参与公共政策辩论和私下供给政策咨询。媒体曝光率对提高著名度有一定的帮助,但如果把重要精力都放在媒体或公关,成果也可能大失所望。里奇甚至认为影响力与媒体曝光率往往是呈反比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讨论会几乎都是闭门会议,不邀请媒体参加。但也正因为是闭门会议,官员们岂但很愿意参加,现场讨论也都十分坦诚。

  第四,智库也不是学术机构。智库工作要有学术性,保障政策研究的质量。但如果按照学术机构的标准来办智库,信任很难产生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美国高校里的智库很少,中国也不久,可能是因为高校的鼓励机制与智库工作不匹配。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养们从事智库工作,切实是基于任务和爱好的义务劳动,现行学校的制度并不否定政策研究的工作。

  第五,智库不应当是游说集团。智库需要赞助,有游说需要的企业能够供给大量的资金,尤其在一些资助范畴大、名目绝对集中的范围,如电信、医药和国防等行业。但如果智库演变成为游说组织,就违背了发展智库的初衷。智库研究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准,而不能成为个别好处团体的工具。

  对于智库建设的六点倡导

  我们对中国的智库建设提出六条提议。

  首先,政府要为“智库市场”自动创造需求。现在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定期召开专家座谈会,探讨当前局面与对策,已经成为政府与智库沟通的重要机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各重要决策部门都应该建立一些通例性的机制,决定性地接收智库的研究呈文,直接听取智库专家的意见。这些机制对于民间智库尤其重要。

  其次,政府可以采取一些财政措施增添智库的资金供应。在税收上可以提供一些优惠激励民众和机构向智库捐款、提供资助。当然,财政也可以增加估算直接支持智库的发展,包含提供援助支持官方和非官方智库的机构建设,或者设定一些定向资助名目,集中研究当前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

  第三,智库也要进行机构改革。官方机构和社会科学院应该相对独立于党政体制,一些政府部分的政策研究才能有限,本位主义严格,应该予以鼎力精简,同时要杜绝政府部门办智库,防止部门利益操控智库的政策主意。高校办智库需要解决经费和编制问题,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的要求、产出不一样。既然要办智库,就应该在职员要求、工作量考核和升级尺度方面做出相应的安排,切实只是经营者将货就价《星岛日报》10月。对民间智库则应该大力降落准入门槛。

  第四,智库行业需要建立高标准的举动标准。不过政府最好不要指定专门的智库主管局部,保持秩序的义务可以由媒体、市场与司法来奇特承担。智库工作要尽可能地保障独立性,智库应该公开全部资金来源。如果一个智库违反独立性的立场,甚至沦落为特别利益集团的游说机构,它的市场声誉就可能受到影响,政策主张就会失去可信度,筹资也会遇到艰难,重大的可以由司法部门参与考核。

  第五,优秀智库领导者的遴选至关重要。智库领导者不同于政府部门负责人,也不同于学术带头人,而应该是智库企业家。这个领导者必须同时具备组织管理、筹款和与政府沟通的能力。我国高校系统大多按学术水平选拔院校领导,重点高校还形成了院士才华当校长的潜规则,实在对高校发展十分不利。智库建设中必定要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第六,不要鼓励智库排名,政府也不要试图设破统一的智库考核指标。智库的评估应该留给董事会、出资人跟决定者来做,智库应该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适度重视智库排名或者考察指标,只会鼓励智库做一些跟政策研究无关的事件,比喻增加媒体曝光度或主动恳求领导批示等。另外,国内有些智库本人发布排名,而且把自己排在前面,明显存在利益抵牾。智库的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政策研究上。